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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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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周年祭丨任毅：写给知青朋友的一封信
老编的话：明天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任毅，生于1947年，南京五中高中毕业。上小学时在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加入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专攻二胡和吉他。1968年12月，任毅等五中下乡知青插队落户到当时的江浦县。次年5月，任毅创造《南京知青之歌》，传唱一时。1970年5月，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认定任毅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编写反动黑歌《可爱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决定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被许世友刀下留人，改判10年。1979年1月建邺区法院宣判任毅“无罪释放”。出狱后在南京一家国企工作至退休。
原题
写给知青朋友的一封信
作者：任毅
知青兄弟姐妹们、朋友们：
我是任毅，南京市第五中学六六届高三毕业生，1968年12月26日插队如今南京的江浦县，插队期间，编写了《我的家乡》歌曲，也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知青之歌”。
老三届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专用名词，若干年后的词典中，撰写这一名词解释时，是要有大学问的，这当中既要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也要有深沉的史录手笔。因为历史造就了老三届，老三届也造就了历史。在这二者之间，老三届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如今他们已鬓发如霜。
如今当岁月流逝，青春流逝，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时代忘恩负义地从我们身边大踏步地过去，而变幻着另一幅笑脸，去追逐新的一代时，老三届的内心是悲凉和痛苦的。感情和命运交织在一起，这当中怀旧的老歌和晚会，悲欢离合一杯酒的聚合，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和发泄，对于老三届来讲，是远远不够的。老三届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恩赐，只需要一点点的关怀和理解。因为他们知道这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困难也都是暂时的，这也就是老三届永远不向命运屈服的根本之源，也就是老三届精神所在，尽管这当中交织着血和泪，却是得天独厚的。
用一句话形容老三届：那就是有的人可能一生下来就老了，有的人老了，却还保持着青春。
我们老三届毕竟经过一次，活得悲壮，活得潇洒，活得痛苦，活得迷茫，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骄傲地向我们后代讲：“我们曾经是老三届”。
生命中有老三届这杯酒垫底，这世界上什么样的酒我们都可以对付。
为什么写“知青之歌”？
1966年，当我刚刚从南京第五中学高中毕业，大家都忙于六月份的高考，可是5月份那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大家都茫然和不知所措，内心的青春热血和外来的政治刺激疯狂地涌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成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的天之骄子。我们争先恐后地挤进这灵魂的屠场，我们自觉地自我阉割，并努力地去阉割别人。
我们犯过错误，我们也被错误所害，我们过早地卷入政治，又被政治无情抛弃，这就是我们老三届最大的悲哀所在。我们生活在理想主义时代，当上山下乡来时，我们的理想瞬间破灭，我们根本无法选择自已的命运，等待我们的是艰辛苦难和破灭。许许多多的同学抱头痛哭，但都于事无补。那面猎猎飘扬的上山下乡的大旗下，写着无知无奈。
今天看来，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谈不上是悲剧，只是具有悲剧之影的一场闹剧。这一代人几乎只有闹剧而没有悲剧，只是这闹剧太残酷了，用梁晓声先生2008年9月18日接受南京《现代快报》采访时那句话：知青是被时代抛弃的一代，太精彩也太经典了。
当年的知青运动把我们这些千百万毫无社会经验的老三届学生，一脚踢到农村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让我们为最起码的生计而苦苦挣扎，让我们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体会课本中所学的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留良汰劣”的自生自灭的自然规律。
艰苦的农村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空虚，那时候我们常常感到，我们的心仿佛被一只粗糙的大手反复揉搓，直感到钻心的疼痛。刚下农村时的一点点美好善良的愿望，都被农村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所谓的“农村”“农民”“贫下中农”根本不欢迎我们，说我们是分配下来的，不要不行，是来分他们的粮草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两句话都是他老人家讲的，不敢讲哪句话正确，哪句话不正确，也不敢讲这两句话是否前后矛盾。
然而，就是这两句话时时刻刻困扰着我天真的灵魂，我们根本无法选择历史，选择人生，我苦闷过、彷徨过、思考过，而我的抗争和觉醒只是一瞬间的事，是许许多多量变发生了质变的原委。因此在那时我写“知青之歌”也就不奇怪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相信那个时代，我不写这首歌，也有其他知识青年去写，只是这历史的必然落在我的肩上，让我在这灵魂的屠场里重铸灵魂。
这支歌在短短的半年中，竟然传遍了中国大地，成为建国以来末经报刊发表，电台广播传播最广的一支歌，连当时的莫斯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在近年发行的CCTV“百年中国”中，有了详细的注解。
事发上海
1970年春节期间，上海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知青，在里弄里哼唱《知青之歌》，又很快地传到该区的中学，中学的领导将这情况向区、市委汇报，市委又立即向中央汇报。姚文元专门做了“要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批示。张春桥对这个问题抓得也很紧，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的小组在抓这项斗争。
2月12日，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人来到南京五中，要了解我的全部情况，提供上海所需要的有关材料。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于2月13日去了我当时插队的江浦县进行联合调查，同一天，南京五中又把这些情况向《新华日报》《新南京日报》进行了汇报，当时南京市委书记方敏指示责成南京市文教局连夜召开会议，组织专门的班子立即行动。
2月19日夜23点，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将我逮捕。从此后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开始了，我在全市被公开批判数十场。5月25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南京市委写了“判处现行反革命任毅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6月6日，市委研究同意市公检法、军管会的意见，报省委审批，7月11日批复判处任毅有期处刑十年。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落差呢？十年是那个时代现行反革命判刑的“起步价”。为什么刀下留人呢？后来我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是当时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将军救了我。
在2002年，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上将写的《近看许世友（1967-1985）》给了详细的说法：“黑脸也罢，红脸也罢，草菅人命的事，他绝对不会干的。曾经有个南京下乡学生写了首知青之歌，一度流传全国，到处传唱，惊动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硬说是煽动知青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定性为反动歌曲，下令追查，南京市公检法很快抓到了作者，竟然判处死刑，当案件报省革委会领导审批，许司令看了非常仔细，看后讲：一个学生娃子，十八九岁，又没有什么前科，怎么能说杀就杀？当即批示：该人年轻，个人历史简单清白，没有死罪。大笔一挥，救人一命。这位知青后来被改判十年徒刑，文革后被平反释放。”
1987年，在许世友将军逝世两周年时，我专程到了河南新县，拜谒了将军之墓，给他点上中华烟，洒上五粮液酒，深深地鞠了三躬。
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我度过了九年。九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我的青春、我的大好时光在这里消耗贻尽。但是我坚信一点：我可以坐一时的牢，但决不可能坐一辈子的牢。当真太没有公理了。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而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所谓“青春无悔”
历史可以是粗线条，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人生却是细线条，四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
“青春无悔”的高呼，有时可能是真情的流露，但大多数人应该是一种不得已，外在的掩饰，带有自我安慰的意味，却又显得十分勉强。那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书读，没有史学，没有教育，没有文化，没有人格的尊严，被驱赶到农村，回头望去，那茫然，那压抑，那对绝望的狂热，最终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灵魂屠场的操刀手，不能不悔！即使是被认为改造自然、改造山河的壮举，不过是破坏生态、破坏环境的劳什子，就像那天然湿地的北大荒，这能不悔？
这样讲并不过份，因为老三届身上有太多的历史阴影，心灵上有太多的负担，而面对如今来势迅猛的经济大潮带来的冷遇、困惑和艰难，所难书的另一种于当初上山下乡的无奈，我就是相信那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再也不要相信什么救世主，一切靠自己，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为什么又写书？
在20年前，也就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我萌发了写书的想法，当时的心中也是很矛盾的，因为经历多种磨难的人，在描述自己的痛苦的同时，也必须要直面自己，老三届的精神缺陷，那是很残酷的，也是很无情的，我好比揭开一个人的伤口，又朝上面洒了一把盐。
时代变了，我应该以一个冷静而客观的心态来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痛苦对人叙述。但没有对自己的解剖，没有对那个时代作完整的描述，这痛苦只能是表层的。尤其对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梳理、灵魂的重铸，如果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如果没有对自己精神忏悔的内容，那么又找历史的陈叙，对往事的回忆，常常会走入另一个极端，甚至把已被历史证明是谬误的东西，依然奉为难忘的回忆向后人叙述。
所谓“知青情结”
爱恨交加所产生的就是情结，对于接纳了我们老三届的农村，大多数人都是爱恨交加的，农村是客体，老三届是载体，就我来讲也是这样。我常常驻足于地图前，凝视着我曾插队的那个小点，莫名其妙地呆上许久，思绪也会晃晃悠悠地回到那里，尽管在那里曾经禁锢我的生活，埋葬了我的青春，留下了许许多多苦涩的回忆，但我还是时常想起它。
这个世界很怪，这人也很怪，当年我们老三届大返城的时候，几乎100%选择了离去，然而那认识我的却是被我扔弃之身后连看也不愿再看一眼的农村和乡亲们，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老三届们，无论是否飞黄腾达，腰缠万贯，是否过得自甘清贫，默默无闻，但每一个老三届都平等地长存于我们的大山和田野的记忆中。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那里有我们永远的18岁，永远的青春；我曾经多次随国内外的客人回到那里，竟然日前才发现当年的我，从来就没有走过这块土地，在座的也会和我一样。若干年后，当我们从这个世界消逝，化作了一捧黄土、一缕青烟时，我们依然会活在这大山深处、偏僻山村，历史会让位我们的。
对于知青运动
知青运动已经久远了，对于这久远的历史，有人说是“青春无悔的奉献”，有人说“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还有人说“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磋砣岁月”。写过评论只有走过那段历史、走过那一段人生的老三届心中，因为从泥里水里爬起来的是我们，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这是定论，这历史只能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去写吧！
如今走过那一段历史和人生的老三届们已经老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经下岗了，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很自然地涌上我的心头。我们留不住今天，如同我们留不住昨天一样，艰辛的，美好的，对于我们老三届来讲都已经远远地过去了。唯有心灵的丰碑永存！
对于个人
我对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感到后悔，人活在这世界上，应该留下一点东西，从这点上让我留下了，留在“百年中国”里，留在《南京五十年大事》里，留在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里。羽泉在南京举办了音乐会，那首《南京知识青年之歌》全场轰动，万人起立鼓掌。所谓大丈夫有立言、立功、立传，我做到了。
宽恕别人，一切朝后看，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国家欠我们的，只是国家遗忘了老三届，的确亏了我们这一代人。这后患是无穷的。很多人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人生只是从圆的起点回到了终点。还有比那时下放农村难吗？至于对知青，国家赔偿的问题提议，我想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考虑的，也许等不到那时候。个人所受的苦总比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所经受的苦要少得多，比起那许许多多冤死的难友，比起那死去的功高盖世的将帅们，又算得了什么呢？
活着比什么都好，如不是许世友将军刀下留人，我怎能站在这里？克制自己的欲望，知足常乐，老三届的人渐近老态，心态也渐近平和，这是历史、生理的使然。什么人说过，我不记得，但我相信：忘记自己的年龄就是最好的青春。
谢谢大家！
延伸阅读
文革中轰动全国的
《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作者：郜合启
原载世纪风采》2009年第2期
核心提示：《南京知青之歌》反映的是南京知青下乡之初万分复杂的心情。它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曲折地流露出对命运和生命活力被钳制的无奈，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落、压抑和迷茫。但在其中仍注入了深重的“历史责任”感。1970年回到知青点4天后，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这天，任毅开始了长达9年的牢狱生活……
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了许多“知青革命歌曲”，在这些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无疑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首。
《南京知青之歌》反映的是南京知青下乡之初万分复杂的心情。它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曲折地流露出对命运和生命活力被钳制的无奈，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落、压抑和迷茫。但在其中仍注入了深重的“历史责任”感。
诞生
《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曾进入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上中学时又进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它。
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在这一天，南京五中下乡知青乘坐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浦县。任毅等人所在的知青点后来成为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
在刚下乡时，知青们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必要的，所以劳动都很卖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气，肯拼命，每日工分挣到了9.7分，这在当地农村算是很高的。但是不久，知青们便开始产生怀疑，认为知识青年下乡似乎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农民其实并不欢迎他们。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弥漫起一种失望的情绪。
由于普遍的失落感，知青们聚在一起，弹着吉它歌唱。有一首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又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叫唐又在的朋友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唐又在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就抱着吉它谱写起《我的家乡》，在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才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地。”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自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很感动。任毅就在这首歌的基础上做了大幅度修改。当写到“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这一段时，任毅的心情很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
自首
《我的家乡》一歌写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渡轮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道：“看你的样子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当初任毅写这首歌时并没称之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面没有豪情壮志，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任毅的这首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知青的真实情绪和处境。
当时，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唱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于是他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他很意外，立刻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了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一时间来他家再次收听。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演唱的《知青之歌》。苏联把它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系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很不错。任毅听呆了，这是他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的正规演唱。没想到感染力竟有这么大！同时他也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唱，实际已经把他置于死地。
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任毅，劝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发病而死了。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也许是还没有查明作者，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万分恐慌，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材料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他的女友在另一个地方插队。当时他俩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连同女朋友的书信一同被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这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了起来。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主动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公审
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了。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正月十五那天，他们抓走了任毅。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任毅感觉到周围气氛严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4天后，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这天，任毅开始了长达9年的牢狱生活。
“拿去，以后不准讲你的名字，这是你的代号。”那天晚上，进了“娃娃桥”以后，看守说着将一块1寸宽2寸长的双层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布牌子上面印着正楷的阿拉伯数字：3427。
从2月19日被捕入狱，到8月13日被宣布判刑，在这5个月时间里，他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光一句歌词“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审讯人员就搞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他承认当时写的不是“深浅”而是“深陷”。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是此时彼时大不相同。关于“深浅”，任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说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专案组在任毅面前抛出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是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有油印的、打字的、复写的、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出去参加一个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也有任毅。当判词读到任毅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在此之前，任毅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全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会是10年。10年，在当时可算是一个轻刑。任毅禁不住用胳膊捅捅站在旁边的一个犯人，问：“这个10年判的是不是我？”那个人正紧张地听着对自己的判决，立刻也用胳膊捅捅任毅，叫他不要作声。
出狱
1979年2月，任毅被平反出狱。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争相对他进行了报道。这时，为救自己出狱四处奔走呼号的老母已经白发苍苍，自己心爱的恋人早已成了别人的新娘，亲爱的妹妹患了肠癌，数着日子还是没有等到他出狱的这一天，已经去世了。
那一天，他家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当年在一起的同学几乎都来了，还有她，当年为他受过牵连的女朋友。酒桌上，如今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她直率而坦然：“没想到任毅还能出来。”任毅笑道：“我们的爱是很纯的呀，我和她都没有拉过手噢！”
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他，他被安排到总务处。他出色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天降奇缘，同在这个工厂工作的一个清秀女孩注意到了他。就在这时，五中的一个老同学上门提亲，而被介绍的正是那个清秀的女孩，提亲者正是这女孩的哥哥。她出身于工人家庭，一家人很本分，他们对任毅的印象都很好。
如今任毅退休在家，家住南京郊区一片新盖的生活小区里，对昔日朋友的态度，他依然如故。谈起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任毅淡然地说：“功过是非，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历程的人心中明白。我们留不住今天，如同我们留不住昨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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